楊潔勉:中國實力越是提升,越需要傾聽和學習

2019-11-13 10:28 | 達峰網
 采訪結束,楊潔勉起身離開酒店的小會議室。他突然又往回走,拿起桌子上的礦泉水帶上。“剛才就喝了幾口,不要浪費。”

  這是楊潔勉長期參與國際活動過程中養成的一種習慣。

  68歲的楊潔勉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已經有將近50年的時間,這個過程中,他同國外政界、學界等領域的權威人士有長時間的密切接觸,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、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和德維爾潘、德國前總理施羅德、已故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等等。“我在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,立足點首先是要向對方學習。”楊潔勉在接受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專訪時說。

  近幾年,卸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的楊潔勉已經較少接受媒體采訪。“有些問題,我現在不便談;也不是不談,而是怕誤導。”楊潔勉坦言。仍然身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的他,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學術的研究和探討上。

  全球化勢不可擋,

  多邊主義是必然之路

  中國新聞周刊:從什么時候開始,中國是真正重視全球治理這個議題的?

  楊潔勉:作為一種理想的追求,全球治理、國際治理是從古就有的。但是,真正開始實踐,大概是在350年以前,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,世界開始連成一片,但是主要還是以歐洲為中心。

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,全球治理逐步地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關注重點。但是“全球治理”(global governance)這個提法的出現要到1990年,有兩個代表人物:一個是政界的,前德國總理勃蘭特,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,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;另外一個是美國的羅西瑙(James N. Rosenau)教授,他編了一本冊子,名字叫《沒有政府的全球治理》(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)。

  中國政府對“全球治理”的這個概念是有一定的觀察期和考慮期的,因為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來,當時的一些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都有疑慮。中國學界方面,大概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以后開始比較多地探討。

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,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經濟治理的提法。到2012年,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是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,之后這個詞匯也就在政界和學界中經常使用了。之后中央政治局有兩次集體學習,主題就圍繞著全球治理。我想,有這么一個變化的過程,主要是有下面這么三個原因:

  第一個原因,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發展。相比于之前國際關系領域里常提到的國際體系、國際秩序這些概念,全球治理的范圍要更廣;另外,面對著一些全球性的挑戰,人類的認知程度和應對能力相對而言還是不配套的,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進一步的研究。

  第二個原因,2008年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,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:一個是北京奧運會,再一個就是源于美國、波及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機。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二十國集團(G20)由原來的部長級別升級為各國元首、政府首腦參加的峰會。首屆G20峰會,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出席了。中國在全球治理上承擔更多的責任,可以說是應運而生的。

  第三個原因,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,逆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斷涌現。從上世紀末發生在美國西雅圖的反全球化大游行開始,到現在民粹主義、保護主義思潮此起彼伏。但全球化是個歷史潮流,是不可能改變的,只能順勢而為和趨利避害。

  中國新聞周刊:從決策層面看,對于全球治理這個概念,中國從開始探討到正式接納,其實也就大約用了十年的時間。放在全球范圍內,這個速度屬于很快的嗎?

  楊潔勉:應該說,前面的準備期要長得多,雖然之前可能用的不是現在的這個提法。其實,從改革開放開始,隨著認識的深化和同世界融合速度的加快,關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和探討一直就有。

  現在,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則出現了一些新的歷史條件:

  從國內的角度看,中國是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;2012年,黨的十八大召開,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。

  從國際范疇來看,也有一些影響深遠的事件,比如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,還有英國的脫歐。

  再就是,全球治理是同多邊主義緊密相結合。近代兩三百年來,多邊主義在國際關系中是始終存在的。現在,多邊主義從外交領域的一種手段和方法,變成了一種理念和方向。現在講的多邊主義,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內,就是要提高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、話語權。進入21世紀,特別是第二個十年,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世界的一半,對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更高,并出現了中國、印度等發展中大國。國際力量的對比,面臨一個相對均衡化的拐點。

  但另一方面,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現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難。習近平主席提出,要堅持多邊主義,改善全球治理。我的理解就是,不僅中國要堅持,世界各國,包括美國在內,也要堅持。如果美國不堅持,那么它對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會產生非常大的破壞性。再比如英國公投決定脫歐這三年來反反復復,到今天還沒有搞定。這些就說明,全球化和反全球化、逆全球化的斗爭也很膠著。

  不過,看國際局勢的變化,還是要看趨勢,有的時候還要放在更長一點的時間段來考慮。

  中國新聞周刊:能說這種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斗爭的膠著態勢,是階段性的,而不是趨勢性的嗎?

  楊潔勉: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,但是各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比較堅信,全球化勢不可擋,多邊主義是必然之路。而且從國際共識來講,對多邊主義的認同超過了對多極化的認同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多邊主義的基礎會更廣泛一點。當然從我們的角度講,多邊主義和多極化是相輔相成的,但是有的國家不一定會接受多極世界,但一般會支持多邊主義。

  抱著先要教育別人的想法,

  有時候會適得其反

  中國新聞周刊:在為全球治理貢獻“中國方案”上,中國近些年呈現出什么明顯的特點?

  楊潔勉:70年前,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,當時中國所提的國際新秩序主要是指政治秩序(當然,用詞不一樣)。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,中國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。到90年代,鄧小平又提出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政治新秩序,背景是美國和西方贏得了冷戰,老布什總統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,甚至有美國的學者提出了“歷史的終結”。

  到了新世紀,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的發展,為形成比較全面、均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礎。而且,中國開始在越來越多的平臺上發聲,比如說APEC、G20、金磚、上合、亞信會議等等。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些年,中國的主場外交形成了一個高潮。在這個過程中,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、中國方案就逐步體現出來了。

  在去年6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,習近平就指出,黨的十八大以來,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,面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,中國開創性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,經歷了許多風險考驗,打贏了不少大仗硬仗,辦成了不少大事難事,取得了歷史性成就。

  中國新聞周刊:你同國外政界、學界等領域的權威人士有長時間的密切接觸,他們在理解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上,會感到困難嗎?如果會的話,這種困難主要是什么?

  楊潔勉:我在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,立足點首先是要向對方學習。因為他們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和治學經驗,從他們的背景、世界觀會給我們有很大的啟發。比如美國的基辛格、法國的拉法蘭和德維爾潘,德國的施羅德,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角。

  世界是大家的,中國的觀點不管有多高明,但總有不足的一面。所以我們要向人家學習,在學習的過程中了解對方,理解對方,通過求同存異,找到共同點、相近點。如果出現認識不一致的地方,需要向他們說明為什么不一樣。說到理解上的困難,他們還是有的,主要是因為在歷史、哲學、宗教、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認知不同,而難以理解我們的理想、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等。

  在國際交往和交流中,如果抱著先要教育別人的想法,我認為有時候會適得其反。在這點上,我們要永遠學習周恩來總理。

  另外,講好中國故事,你得知道你是跟誰講,你跟發達國家的前政要或者是現政要,你跟美國的學術大咖和非洲的學者,講的對象是不一樣的,講的重點也就應該不一樣。

  越是在中國地位和實力提升,越是在中國有更多發聲機會的時候,我們越需要謙虛謹慎。善于傾聽和學習,一方面能增加我們自身的智慧,也能讓對方對我們更加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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